孙国茂: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本质及溢出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从表面上看,造成贸易摩擦的原因是贸易逆差,其本质是美国为了维护国际地位对中国实施的战略遏制。目前,尽管中美双方言辞激烈,看似剑拔弩张,但由此断言贸易战一定发生还为时尚早。

  原标题: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本质及溢出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从表面上看,造成贸易摩擦的原因是贸易逆差,其本质是美国为了维护国际地位对中国实施的战略遏制。中国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贸易顺差而与美国展开贸易战。中国加入WTO不仅顺应全球化趋势,争取到多边、稳定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几亿人口构成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与其打贸易战,不如把输出国外的福利留给本国人民,“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

中美贸易摩擦

  3月22日(美国时间),正值中国五年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换届两会”刚刚闭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一份针对中国经济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总统备忘录,依据此前“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收购兼并。签字前,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能高达6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将在15天内公布征税商品清单,涵盖1300种产品,金额约500亿美元。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全球股票市场和一些大宗商品交易均出现大幅下跌。中国股市下跌尤为突出,上证综指创下4%的单日跌幅。日元、黄金、美债等传统类金融避险产品纷纷出现明显上涨。投资者普遍担心一场中美贸易战势所难免。

  言中美贸易战还为时尚早

  所谓“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 ( the trade act of 1974)第三部分第1章的俗称。“301条款”是美国政府针对损害美国贸易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外国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调查、报复和制裁的手段,其本质是美国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做法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体现,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即通过强化美国对外贸易协定的实施,扩大美国海外市场,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以维护美国的利益。该项法律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可以采取的制裁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中止贸易协定项下的减让;采取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对服务征收费用或采取限制;与被调查国达成协议,以消除其违反行为或向美国提供补偿和限制服务领域的授权等。这些措施的期限一般为4年。“301条款”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一种监督、威胁和干预工具,每年通过拟定“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等各种名单,发布《国别贸易障碍评估报告》等措施,对其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干预影响其国内政策乃至国内政治;二是作为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磋商程序,经磋商后决定是否提交世贸组织;三是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本次“301调查”始于特朗普上台后半年,即2017年8月。调查的重点为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作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等问题。从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通篇来看,美国把知识产权和科技放在重要位置——这是他们最看重的领域。

  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从未间断。很对中国人对“301调查”并不陌生,因为美国方面经常以“301调查”为武器,制造贸易摩擦。事实上,在此次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之前,中美贸易战的序幕已经拉开。去年11月,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WTO)提交了一项决定,正式拒绝中国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1月22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太阳能板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保障性关税措施。3月8日,特朗普再次签署公告,宣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定于3月23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即232措施),税率分别为25%和10%。但是,“232措施”的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NAFTA)成员加拿大、墨西哥不在其中,美国的其它盟国也可以申请豁免。显然,美方的一系列措施具有很强的单边意图,既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也不符合“安全例外”规定,严重侵犯中方利益。对于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中国政府做出强硬回应。3月23日,商务部公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来自美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该清单暂定包含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国对中国约30亿美元出口贸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232措施”表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产品进口的做法,严重破坏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但此次总统备忘录签署后,中方至今尚未提出进一步的反制措施。目前,尽管中美双方言辞激烈,看似剑拔弩张,但由此断言贸易战一定发生还为时尚早。

  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与本质

  作为备受争议的国家领导人,特朗普自上台以来以不断推出对世界各国都能产生影响内政外交政策而令世人瞩目。早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贸易战的概念已经在他的竞选纲领中初露端倪,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当时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此次贸易摩擦不过是他兑现竞选承诺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一年多前,也就是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国内外很多研究机构就已经预料,特朗普一旦上台必将制造贸易摩擦。2016年底,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就对特朗普竞选纲领中贸易政策取向可能引起的结果做出详细的仿真研究,仿真研究具体到细分行业和细分区域。仿真研究考虑了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全面贸易战情景,是依据特朗普竞选方案的内容,对中国进口非石油产品征收45%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的非石油产品征收35%的关税,而中国和墨西哥做出相应报复。第二种情景是不对称贸易战情景,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相同的关税,但两国都没有进行报复。第三种情景是夭折的贸易战情景,由于双方的原因,贸易战持续一段时间就停下来了。该项研究表明,在全面贸易战情景下,美国将出现经济衰退,失去近480万私营部门就业,最严重的衰退部门是高速驱动器和齿轮制造业,就业下降到10.2%。研究强调,损失不见得都发生在贸易部门,而是会发生在许多跟贸易相关的部门,实际上这一点从产业链或者投入产出关系看是很容易理解的。该研究认为对美国而言,最好的结果是不对称贸易战情景,其次的结果是中途夭折的贸易战情景,最坏的的结果是全面贸易战情景。研究提出,美国不可能进行全面贸易战,否则将承受衰退的压力。

  无独有偶,中金公司在去年初的研究报告中也提出,尽管总统大选后特朗普关于贸易政策的表态及对贸易官员的任命使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上升,但由于美国与中国在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两国之间很难在不损伤本国利益的情况下通过贸易战来遏制对方。首先,从两国经济结构上看,美国私人消费占GDP 的比重最大,以2015 年为例,18万亿美元的名义GDP 中私人消费高达12 万亿,占比接近70%。美国私人消费中的汽车及配件、休闲用品及交通、家具及家用设备、衣装等部分和中国出口的相关性较高,但这部分占美国私人消费比重并不高,总占比只有12%左右。如果进一步细分,从中国进口并占美国消费细项比例最高的子行业包括纺织品及鞋具、家电、个人耐用品和家具装饰等。中国出口在这部分商品中的占比为5%左右,约为2000 亿美元,加上服务类的150亿美元,总消费部分中国的出口额在2150亿美元左右。其次,从两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仪器(主要是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以及纺织品、金属制品和鞋帽伞等。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仪器(主要是资本品)、运输设备、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等。在美国进口规模较大产品中,对中国依赖相对较高的产品包括玩具、皮革、鞋、家具、陶瓷等。概括来说,中国对美国出口偏消费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偏资本品和科技产品。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贸易战必是两败俱伤。

  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后,国内社会各界群情激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中国愿意奉陪到底。媒体和各种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特朗普政府为了缩小双边贸易逆差和赢得中期选举不惜发动贸易战。一些专家学者过分专注于中美贸易逆差的形成以及双方计算逆差的差异,通过分析贸易逆差和贸易结构得出结论,贸易战一旦发生美国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更有人天真地认为,中美贸易战,美国不会赢。事情果真如此吗?美国真的如此在乎贸易逆差吗?仅仅是贸易逆差就能左右这个号称世界第一智库大国领导者和精英们的情绪吗?

  就在今年初,美国国防部发表了《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摘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和掠夺性经济来迫使邻国,以重建对其有利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优势。随着中国继续经济和军事壮大,通过举国长期战略获得的权力,中国将继续推行军事现代化计划,在短期内寻求印度太平洋地区霸权,并在将来取代美国实现全球领先地位。这一防务战略的最深远的目标,是使两国的军事关系走上透明、不侵犯的道路。”由此可见,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全部举措——不论经济的还是外交和军事的——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有关,这就是遏制中国。而且,美国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努力绝不是始于特朗普政府——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小布什政府以反恐名义在亚洲地区发动的局部战争等历届政府内政外交无不包含着对中国实行战略遏制的企图。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美国和平与世界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T. Klare)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美国的真正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2006年克莱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白宫把潜在对手锁定为一个国家——中国。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才拥有经济和军事能力去挑战美国,因此,要想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必须遏制和围堵中国。曾经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更是直言不讳: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显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国防力量的不断壮大令美国感到焦虑和不安,毕竟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允许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要知道,这是几代美国人经过上百年的努力,付出巨大代价才建立的霸主地位。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就提出了著名的霸权稳定理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这一理论认为,霸权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当然,这种稳定首先是符合霸权国家利益的稳定。霸权国家必须为稳定付出代价,因此历史地看,霸权国家也一定会走向衰落,随着霸权国家霸主地位的丧失,世界政治经济将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金德尔伯格以研究经济史而著名,曾经担任全美经济学会会长,他通过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研究得出结论,30 年代经济危机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责任,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开来的“最后的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因此,金德尔伯格坚信,世界经济需要一个“稳定者”(Stabilizer),它的责任在于,为剩余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金融危机银行关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借贷者而发挥作用。金德尔伯格毕竟是大师级经济学家,他在构建霸权稳定理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公共商品概念。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公共商品,具体地说有三大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一视同仁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霸权稳定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理论,也是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指导。但是历史规律一再表明,由于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总有新兴大国会不断崛起。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给原有霸权国家带来挑战和威胁,当然,原有霸权国家绝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它不可避免地要回应新兴大国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这种现象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中美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

  尽管美国把遏制中国作为战略目标,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但是认为中国当下可以挑战美国的人未必存在。曾经担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的著名“软实力之父”约瑟夫•耐(Joseph Nye)就说过,要达到与美国相当的实力,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高,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用外交辞令“奉陪”一下美国的贸易战恐吓和冲动是必要的,但如果真的与美国打起贸易战来,可能会贻笑天下,因为这样做不仅仅会彻底改变贸易逆差和贸易结构,也会正中美国精英们下怀,使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成为现实。自近代以来并不遥远的历史中,那些经过爱国主义精心打扮的民粹主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还历历在目,历史的悲剧不应重演。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所谓“决胜期”就是决战最关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干扰,任何应对内政外交突发事件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不能按期建成小康社会,甚至导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止。兵法曰,上兵伐谋。这里,伐谋不仅包含着战术上绝对胜算的智慧,也包含着战略上对交战必要性的把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就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明确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7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同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虽然看似朴实无华,却字字彰显出一个大国领袖洞察历史进程的远见卓识和统揽全局的高超政治智慧,向美国传达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无意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信息。就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的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说,用“打仗”这个词来形容贸易有悖于贸易原则。因为贸易总是要通过协商、谈判、对话来解决争端。我希望双方要保持理性,不要感情用事,避免打贸易战。

  经济学家李迅雷十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对中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巨大的对美贸易顺差表示担忧。他在这篇文章中悲观地说到,三百年多前,中国就通过向欧洲出口丝绸、瓷器等持续百年获取贸易顺差。如今,我们仍然维持着这样一种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获取贸易顺差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凭借技术优势和跨国经营策略获取了高额利润。当今的贸易拉动型盈利模式还将继续下去,但会越走越艰难。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至少还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有力措施,恐怕最吃亏的是我们子孙后代。其实,李迅雷所担心的情形早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相关理论,这就是贫困化增长理论(immiserizing growth),由印裔美国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上世纪50年代提出。贫困化增长理论认为,大国经济增长引起贸易条件严重恶化,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远远高于人均产量增加对社会福利的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困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实际收入减少是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分别是:由经济扩张引起的进口品产出的增长,由价格变动引起的对进口消费的减少以及由价格变动带来的进口品产出的增长。正是这三种效应所产生的机制,反而造成处于增长中的国家的实际收入下降。巴格瓦蒂通过分析传统的两种要素和两种商品的贸易理论模型,考察扭曲造成工资差距的案例,得出了只要经济中存在扭曲,贫困化现象就必然会发生的一般性结论。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加剧,人力资本优势已经明显减小,巨大的出口贸易主要靠廉价自然资源、忽视环境成本和隐形出口补贴等因素来维持——这与贫困化增长所描述的经济扭曲极为相似。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高出口依赖一定会出现贫困化增长,但是,巴格瓦蒂描绘的的前景却值得警惕。

  人类逾千年的贸易史和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长期支持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因素一定是禀赋效应。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区要长时间维持大规模的出口贸易,一定是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甚至社会制度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任何违反经济学原理,违反资源禀赋理论的贸易活动都是难以持续的。加入WTO以来,我国逐步与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接轨,但是,为了维持高出口依存度,中国企业在付出大量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的同时,仍然处于贸易链条中附加值极低的尴尬地位。靠“薄利多销”的贸易过程使中国经济不得不承受高能耗和高投入,却只能换来低回报的恶性循环。同时,为了维持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优势,人民币不得不处于低汇率水平,当国际市场汇率发生波动的时候,国内企业可能付出更高的原料进口成本,从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将产品价格上调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削弱了国内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更可悲的是,由于出口贸易增长迅猛,国内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致使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对能源产品需求大作文章。在近年来举行的各种国际性会议上,一些西方国家在环境保护、碳排放以及能源价格等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甚至道义谴责。由于贸易逆差的存在和贸易结构的限制,欧美发达国家在享受到与中国的贸易合作所带来的巨大福利和便利实惠的同时,却将贸易过程中的责任推给中国独自承担,这是多么不公平、不合理,甚至是荒唐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经说过:中国在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市场上,大量的中国产品是高质量的、低价位的。对于这些地区来讲,中国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基础。也许,斯蒂格利茨说这番话时并不知道这样的事实:中国尚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低消费水平,尚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额为15.33万亿元,进口为12.46万亿元,贸易顺差为2.87万亿元,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6.63万亿元。假如,我们将贸易顺差部分全部转移到国内消费市场,这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了7.83%。如果说当初加入WTO是为了顺应全球化趋势,争取多边、稳定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并增加外汇储备的话,那么经过近20年发展,中国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几亿人口构成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与其打贸易战,我们为什么不把通过贸易输出给外国的福利留给本国人民呢?

  经济学家向松祚最近说,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让十几亿中国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应该是让本国人民享受到更多发展红利的时候了。毕竟,“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语)才是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

  (孙国茂,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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