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工作会议落幕 防范金融风险成三大攻坚战之首

上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值得注意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被放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这背后,是中国金融周期正面临高位回落的趋势,所衍生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容忽视。”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

  原标题:防范金融风险成三大攻坚战之首:金融周期正面临高位回落风险

  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彭文生认为,尽管金融周期存在高位回落风险,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相当低,一方面今年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产业的杠杆率有所回落;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以国有为主,不至于遭遇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动荡。

  上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值得注意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被放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

  “这背后,是中国金融周期正面临高位回落的趋势,所衍生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容忽视。”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此前,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凡是大规模资产泡沫背后,都有高杠杆的问题。宏观审慎政策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常必要,但仅仅控制杠杆率不足以应对金融周期。因此,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应当共同应对金融周期。

  中信证券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从去年的“调节好”货币闸门变成今年的“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未来中国货币政策更倾向“稳中趋紧”。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央对货币政策的方向定位,首先是控制住宏观杠杆率(债务与名义GDP的比值);另一方面也有赶在金融周期下降拐点来临前,尽可能化解金融风险隐患的意图。

  不过,中国经济在货币政策稳中趋紧的状况下,如何延续好转趋势,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

  在彭文生看来,其实中央已经给出相关解决方案,就是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进一步推进财政扩发,一方面降低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另一方面借助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促进金融周期的调整,进而留出更多时间窗口防范金融风险。

  发生金融危机概率低

  金融周期的诞生,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货币投放方式的多元化。

  在1950-1970年代,金融产业受到严格管制,货币投放主要靠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基建项目与改善民生,再通过政府税收回笼资金,这种资金投放方式可能会造成经济过热,但不大可能制造资产泡沫。随着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浪潮掀起,货币投放开始转向银行信贷模式,由此带来房地产市场与信贷规模的繁荣发展,造就了金融周期。

  “不同于传统经济周期主要看GDP增速与CPI通胀两大指标,金融周期的两个根本指标,一是房地产价格,二是银行信贷。银行信贷的抵押物主要是土地,信贷资金大量涌入又造成房地产与土地价格上涨,由此吸引更多信贷资金流入,由此反复循环,造成房地产价格与信贷规模彼此依存并循环上涨。”一位长期研究金融周期的券商宏观经济分析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同于经济周期每5-6年发生变化,这种由房地产与信贷堆砌的金融周期上升期限可能长达15-20年,一旦金融周期上升拐点来临,则意味着房地产价格下跌与信贷资金收缩,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金融风险降临。

  彭文生指出,其实欧美国家已经吃过金融周期上升拐点来临的苦。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金融周期高位回落,造成美国房地产价格大跌与银行信贷停滞,所幸通过去杠杆与调整,2013年美国金融周期开始触底反弹,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也是欧洲金融周期高位回落的缘故,经历逾5年的经济调整,当前欧洲经济也开始回升,金融周期同样从底部反弹。反观中国,由于过去数年投放海量信贷资金支撑宏观经济增长,以抵御次贷危机冲击等,如今中国金融周期反而位于高位回落的拐点上。

  “这是今年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把金融稳定与防范金融风险摆在重要位置的原因之一。” 彭文生指出。

  在上述券商宏观经济分析师看来,由于国内银行信贷抵押物主要是房地产与土地,若金融周期拐点来临,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加之信贷收缩难以借新还旧,一旦房地产抵押物估值低于理财产品募资额,可能会爆发一系列兑付风险事件,从而触发局部金融风险。加之海外投资资本一直盯住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若相关风险又触发地方政府债务风波,可能给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构成更大冲击。

  但彭文生认为,尽管金融周期存在高位回落风险,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相当低,一方面今年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产业的杠杆率有所回落;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以国有为主,不至于遭遇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动荡。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在可控范畴。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法定限额内政府债务余额27.33万亿元,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水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警戒线。

  “即便今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至15.86万亿元,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8.82万亿之内。”一位金融机构宏观分析师向记者直言。

  多管齐下化解风险

  要防范化解金融周期高位回落衍生的金融风险,光靠去杠杆是不够的。

  孙国峰此前表示,假如利率长期处于低位,即使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手段,以及微观审慎手段,试图去控制杠杆率,控制冒险行为,其效果也可能事倍功半。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主要来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经验教训。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当时美联储已经意识到金融周期上升拐点来临的风险,多次提高短期联邦基金利率挤出资产泡沫,但此举意外导致美国长期利率不升反降,最终出现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现象,催生了次贷危机爆发。

  “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国央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借助公开市场操作逐步收紧市场流动性,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令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一位国有银行债券交易员指出。截至12月25日收盘,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3.915%,较年初上涨不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近日举行的2017中国不良资产年度评价峰会间隙向记者表示,化解不良资产风险,同样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陈跃向记者坦言,当前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约1.6万亿元,随着金融周期高位回落可能触发更多坏账曝光,到2020年银行业不良资产可能达3万亿元,加上非银机构逾5万亿不良资产,整个经济的不良资产总额相当庞大,给宏观经济转型发展与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构成不小的“包袱”。因此依靠传统的政府划拨、催收、资产重组并购转让、诉讼、核销、委托处理等手段已经不够用,更需要引入资产证券化、资产再重组等新方式,加快处置效率,给经济发展进一步“减负”。

  彭文生则指出,要进一步缓解金融周期拐点来临的冲击,中国除了持续推进去杠杆,尤其是降低国企、房地产等高杠杆行业的杠杆率,还得进一步推动财政扩张。

责任编辑:姬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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