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应成为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的重点

2016年4月14日,国务院组织14个部委召开电视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有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专项整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披露应成为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的重点
  本文为孙国茂教授为《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7)所作的后记,该报告于2017年8月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2016年4月14日,国务院组织14个部委召开电视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有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同时印发了经国务院批准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将集中力量对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重点领域进行整治。此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工商总局等十几个部委相继公布主管领域的整治方案。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2016年其实是一个治理整顿之年。尽管社会各界对于专项整治见仁见智,但我始终认为,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专项整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专项整治有助于消除行业乱象,整顿行业秩序,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其次,专项整治有助于真正筛选出互联网金融的优质企业与平台,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第三,专项整治有助于把握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概念及其特征,为今后互联网金融监管决策的出台与监管活动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

  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金融机构的必要的信息披露,二是金融消费者教育。如果缺少了这两个基础性条件,或者在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建设上出现问题,那么金融业制度设计必定存在缺陷,金融业的发展必然蕴藏着风险。随着互联网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变化多端,金融界限的模糊化,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参与交易,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最早始于缔结于上个世纪的《巴塞尔协议》。1955年5月,巴塞尔委员会透明度小组与证券委国际组织技术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关于银行和证券公司衍生产品业务的监管信息框架》,提出了有效监管银行和证券公司衍生产品业务所必佑的信息框架,这是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及透明度方面的第一份报告。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巴塞尔委员会以《巴塞尔资本协议》等为基础,先后出台了 《衍生产品风险管理指导》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的OTC衍生产品业务的操作和金融风险管理控制机制》 、著名的《费雪报告》、《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增强银行透明度报告》等一系列监管指导,提出了与风险管理指导相配合的监管信息采集框架。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又发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特别强调了信息披露,认为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可以达到强化市场约束的目的。

  近年来,作为全球银行业监管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巴塞尔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银行业的金融监管,发布了一系列与银行监管相关的标准、原则和建议。这些标准、原则和建议不仅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遵循的金融规范,甚至成为制定与金融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依据。反观我国金融业发展,信息披露始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从此次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来看,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强制信息披露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国务院《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整个专项整治工作的目标原则、整治重点、分工要求、整治措施以及监管方式等都做了具体规定,但是在信息披露方面,方案只对股权众筹提到了信息披露义务,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均未要求信息披露。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强力整治,但迄今为止,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问题却未列入议事日程。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解决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问题可能难度更大,时间将更加漫长。

  今年1月,我在新出版的《普惠金融组织与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一书中提出,普惠金融机构应当进行信息披露。其实,对于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理解无需扯到巴塞尔协议那么远,任何人——不论是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还是监管当局——只要你明白了一个道理:金融是建立在信任(信用)的基础上,那么你就应该明白信息披露对于金融机构有多么重要。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和基本的常识就是,当你不了解一个人、一个机构或者事物时,你就不可能对它产生信任!作为金融机构,如果你不让社会公众了解你,那么你怎么可能会得到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的信任?除非使用欺骗的方式。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先生曾经有过名言: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那些人都是骗子!我想说的是,那些不想让社会公众知道自己真实情况的金融机构很可能也是骗子!可悲的是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坚持一种根深蒂固且天经地义的想法,认为互联网金融机构不需要、也没有义务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这些人不仅包括互联网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甚至也包括金融监管当局!据我所知,已有很多省市地区都成立了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各种行业协会,如互联网金融协会、小额贷款行业协会、民间借贷行业协会以及融资担保行业协会等,这些行业协会都是经过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审批后成立的。只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强制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行业协会公开披露信息,那么像e租宝案、泛亚集团以及中晋集团案等融资骗局也许就不会成功,对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来说,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不强制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公开披露信息,即使专项整治结束了,像e租宝案、泛亚集团和中晋集团案等融资骗局还会重新出现。

  记得今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一个会上说过:“金融启蒙非常重要。”她说,金融科技(即互联网金融)是双刃剑,用好了会促进金融发展,用在歪处社会损失更大,用互联网技术包装的非法活动更具欺骗性,涉及面和金额更大。我们看到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兴起过程中,伴随很多的欺诈行为,刚刚兴起不到三年的互联网金融,去年遭到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整顿。而不了解金融的广大公众被好听、绚丽的词汇包装欺骗,受到很大危害。三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持编写《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吴晓灵所说的“金融启蒙”。在互联网金融行业,金融启蒙充其量是前面所说的两个基础性条件中的第二个条件,即金融消费者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金融启蒙或金融消费者教育又有何用!正所谓皮之不附,毛将焉存?

  在连续三年编写《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数据采集。很多时候,我们要忍受排斥、冷落和不被信任的痛苦。即使在各级金融监管部门那里,我们也常常会感到失望——这也许是中国特有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金融监管现象:一方面强调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又不愿公开各种金融数据。《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6)出版后,我发表了一篇题为“P2P问题平台的风险特征与原因”的文章(《证券时报》2016年9月8日整版),对2015年山东全省P2P问题平台进行了系统研究。这篇文章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反映了山东互联网金融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山东省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郭树清省长做了批示。尽管如此,但随着对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的延长,我们获取各种互联网金融的统计数据却更加困难了。目前,本报告所采用的全部数据只能通过互联网搜索或查找各个专业网站的公开统计数据。事实上,我们非常清楚,这些数据有很多是不完整、甚至不真实的。如果有真实、完整和充分的统计数据,《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的内容会更加详实、可靠,更有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值得欣慰的是,在《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7)编写过程中,又有新的力量——齐鲁财富网研究中心的闫小敏、刘叶和腾琴琴——加入编写组。与去年的报告相比,今年我们增加了第6章,主要执笔人为孙国茂、杨杨和闫小敏。其中,第1章由孙国茂、杨杨和贺新宇编写;第2章由孙国茂、闫小敏编写;第3章由孙国茂、闫小敏和腾琴琴编写;第4章由杨杨、刘叶编写;第5章由孙国茂、刘叶编写;第6章由孙国茂、杨杨和刘叶编写;报告附录部分由刘叶整理。整个报告由孙国茂审核定稿。

  编写组对三年来以各种方式对《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编写提供支持的机构和个人表示感谢;由衷感激中央财经大学黄震教授对报告的指导和为本报告作序;感谢山东国晟中融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报告的编写和出版提供的帮助。

  孙国茂

  2017年7月19日于美国洛杉矶东谷

责任编辑:曹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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