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想念陈佩斯? 越纯粹的东西越永恒

司令、政委、八路军演不了,雷锋、董存瑞、杨子荣更演不了,陈佩斯只能走喜剧路线。越纯粹的东西就越永恒,没有过多打上时代的烙印,反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时隔三十年,陈佩斯的小品仍然能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原因。

  原标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想念陈佩斯?

  没有滥大街的网络段子,没有溜须拍马的“主旋律”,没有装腔作势的撒娇卖萌,没有矫揉做作的煽情,没有挖苦讽刺的毒舌,也不拿弱势人群开涮。越纯粹的东西,就越能永恒。

  01

  1985年,在陈佩斯的第二个春晚小品《拍电影》中,朱时茂借导演身份说戏的机会,描述了他搭档的那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与“浓眉大眼”的朱时茂相比,陈佩斯的外形与典型的共和国审美,实在距离太远。19岁那年,就是因为这张脸,他报考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都落选了。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想念陈佩斯? 越纯粹的东西越永恒

  考官说,这样的脸,在河南河北一抓一大把。

  要不是后来八一电影厂为了专招“反派”演员,陈佩斯恐怕还是没机会进入演艺行——1990年春晚小品《主角与配角》,“主角”朱时茂语重心长说了一句:佩斯啊,你太不了解你的长处了,你这形象,演个小偷小摸地痞流氓,都不用化妆,往那儿一戳就行。这句话不是瞎编的,十几年前陈佩斯考进八一厂,这是考官的心里话。

  司令、政委、八路军演不了,雷锋、董存瑞、杨子荣更演不了,陈佩斯只能走喜剧路线。

  这也是父亲陈强(1918-2012)希望的——在强调文艺教化宣传功能的毛泽东时代,与陈家这张祖传“坏人脸”相伴的,是无数潜在的政治风险。尽管是有口皆碑的老好人,但就是因为塑造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两大顶级反派:黄世仁与南霸天,1957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陈强从来没能逃脱。

  理由很充分:“如果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你演的坏人怎么那么像?!”

  相比起来,演喜剧,哪怕戏份不多,总归是比较安全的。

  周星驰说过一句话:我拍了那么多悲剧,可你们都以为那是喜剧。真正的喜剧人,内心都是相通的。

  02

  1984年,陈佩斯第一次上春晚。

  所有的道具只有四个:一张电镀椅子、一个塑料桶、一只空碗、一双筷子。所有的情节只有一个:吃面条。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五分钟的小品,让陈佩斯一炮而红。

  可是当初最先传来的,却是文艺界的反对声。有文联的老领导看完陈佩斯的表演,只留下“啧啧”两声;更激烈一点的声音是:怎么能这样,春晚的舞台上怎么能出现这些没意义的玩意儿。

  在每一个作品都被要求承载着教化功能的时代,陈佩斯的这个小品显得太另类了,在主流艺术界眼中,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度成了“堕落”的标志。——那是八十年代早期,浩浩荡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刚过去几个月,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舞台上引起观众“没有教育意义的笑”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观众爱看啊!

  陈佩斯后来回忆,彩排的时候,有的人笑得掉到椅子下面去。有的人看了四五遍,正式演出当天依然笑得前仰后合——那个时候没有带头领掌的,没有带头发笑的,所有的笑都发自内心。

  《吃面条》将久违的酣畅笑声还给了大家,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在相聚团圆的除夕之夜像开闸洪流,倾泻而出。“中国人老百姓太苦了,太需要痛痛快快地笑了!”这是父亲陈强鼓励陈佩斯做喜剧时候总爱说的话。

  陈佩斯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就要做非常浅层、纯滑稽的东西。我用最低端的技术,同样能使观众开心,这就够了。我不想去教育他们,不想改变意识形态,只希望能给他快乐。”后来有记者问:你的小品和话剧,有没有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陈佩斯的回答:没有。

  越纯粹的东西就越永恒,没有过多打上时代的烙印,反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时隔三十年,陈佩斯的小品仍然能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原因。

  03

  从《吃面条》开始,陈佩斯和朱时茂将电影拍摄过程搬上舞台重新解构,相继创作出《拍电影》、《胡椒面》、《主角与配角》等春晚小品。

  他的脸皮厚,心思多,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奸笑。他的算计失败令我们发笑,他的捉弄成功更令我们快乐,仿佛与我们身上那些不够“高尚”、不够“优秀”的地方心照不宣地打过招呼成了朋友。在观众的哈哈大笑之后,陈佩斯留下的,是一个人生命题。

  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喜剧的“陈佩斯时代”。在小品之外,他和父亲陈强亲自操刀的“陈小二”系列电影,是“贺岁剧”概念产生和“王朔-冯小刚-葛优”铁三角出现之前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喜剧”。

  有网友评价说,因为了解戏剧理论,又受过比较严格的戏剧舞台训练,对于剧本,人物,表演,对白,形体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直到被央视封杀,放弃电影、电视转型话剧之前,陈佩斯都是中国电影最好的喜剧艺术大师。

  04

  九十年代,经过赵丽蓉和“黄宏-宋丹丹组合”的过渡,春晚小品开始从“陈佩斯时代”走向“赵本山时代”。

  这个过渡,标志着春晚小品艺术水准的逐步下降和喜剧精神的逐步式微——然而一直下降到最近五年“后赵本山时代”惨不忍睹的境地,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其实,从1994年到1998年,在陈佩斯和赵本山有过交集的时代,赵本山有过那么几个“批判性”和“情节性”并重的作品:《牛大叔提干》批评铺张浪费、《三鞭子》描写县委书记,特别是《拜年》里那一句“下来了,因为啥呀?腐败啦?”在当年还是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的。

  到了后来,受制于自身创作能力的不足,赵本山的小品越来越无法摆脱那种拿身份、外貌开玩笑的模式,这预示他走下坡的必然。毕竟,二人转式的舞台表演,语言包袱,外貌冲突都最容易理解,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引起笑声。

  可是,正是过于追求剧场效果,让赵本山始终停留在二人转的层面,无法走向更高的喜剧舞台模式,后来甚至越来越多的靠油嘴滑舌的“段子”撑场面。确实,这些做法是容易引起笑声,但容易的事情做多了,难的事情谁还愿意花心思?

  05

  陈佩斯曾经对记者说,现在的小品演员,“拿不出时间来去认真做小品”。

  他说,喜剧存在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道德的判断,这个存在于喜剧的艺术形式和观众之间。以糟践残疾人和侮辱别人的生理、智力为乐趣,这些只是先秦时期、奴隶社会俳优和侏儒用自己的残缺来取悦统治者的戏剧形式。现代戏剧都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还有些人用这种原始的、简单的手段去取悦人,如果我们能容忍他,就说明我们的价值判断都出了问题。

  陈佩斯是不是在说赵本山,我们不知道。但是反过来看,赵本山的短板,确实正是陈佩斯的长处。论外形的“搞笑”程度,陈佩斯一点不弱于赵本山,但他通常只利用这个外形强化“配角”、“非主流”、“小人物”的身份定位,确定滑稽的戏剧风格,很少拿外形做大文章。

  陈佩斯喜剧之所以出色,靠的就是在创作结构和表演节奏的把握上,下了大功夫。不依靠语言本身搞笑,而依靠对话和情节推进形成的戏剧冲突。

  所以知乎上有网友评价:

  陈佩斯的喜剧,即使换人换地域,哪怕换一种语言表演,只要演员水平够,翻译得当,一样能有良好的喜剧效果。而赵本山的喜剧,别说换种方言,只要不是老赵自己上阵,恐怕就完全变味。他的喜剧,核心价值在他本人身上,很难退居幕后。这是喜剧艺术层面上,陈佩斯受到的评价要高于赵本山的重要原因。

  “如果想吃喜剧这碗饭,姿态一定要低。”离开春晚的这些年,陈佩斯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喜剧演员。

  “永远能被俯视,是喜剧人的最佳状态,当红了,千万别保镖前呼后拥,这些会在生活上消解自己,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喜剧人艺术生命的结束”。

  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不是又暗暗在说赵本山。

责任编辑:杨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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