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环保局官员串通检测站 用棉纱堵住空气采样器

西安环保局官员串通监测站,用棉纱堵住空气采样器,干扰数据采集。作为监管部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假象,让人对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有多少信心?举国治理污染这几年,有的官员下河游泳,有的官员“提头来见”,这些表决心的魔幻举动,或许都比不上西安环保局领导的“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

    原标题:棉纱堵住空气采样器,这样的环保监测还有多少

  导语昨天,华商报的一条新闻,让人再次感受到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西安环保局官员,串通监测站,用棉纱堵住空气采样器,干扰数据采集。作为监管部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假象,让人对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有多少信心?

  要点速读1自去年1月新环保法发布,在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2000多起环保数据造假案例,种类不一而足。2在环保官员“一票否决”的巨大政绩压力下,环保监测应该交给第三方负责,这样可以挤掉水分。西安环保局官员“用心良苦”

  举国治理污染这几年,有的官员下河游泳,有的官员“提头来见”,这些表决心的魔幻举动,或许都比不上西安环保局领导的“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

西安环保局官员串通检测站 用棉纱堵住空气采样器

  先利用空气监测站搬迁的机会,偷偷配了钥匙,随后在多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潜入监测站,用棉纱把空气采样器堵住(相当于人工过滤)。在数据异常引起关注后,又把监控视频删除。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这三人,可谓苦心孤诣。

  这是发生在今年2月的事,但新闻要联起来看才有意思。去年10月,在《西安再陷“雾霾围城” 官员治霾不力将被追责》的新闻中,西安环保局表态:将督察治污减霾进展,对工作不力人员追究责任。

  几个月后,西安环保局官员想到了逃避责任的办法。

  一年2000多起环保数据造假,环保局造、企业造、大家一起造

  《政见》团队在去年介绍了一篇国外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各大城市的环保数据造假问题,最后的结论是,在113座城市中,有半数的城市存在修改PM10污染浓度的嫌疑。

  论文作者认为,标红城市环保数据造假嫌疑大 图片来源:Effortless Perfection:Do Chinese Cities Manipulate Air Pollution Data?

  这篇论文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数据太老(使用的是2001至2010年的数据),而中国的治污压力最近几年越来越大,造假冲动或许更强烈;二是这篇论文只能得出“造假嫌疑大”的结论,而不能用于指证。

  环保部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自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生效算起,在一年时间内,共发生2658起环保监测数据造假案例,涉及到空气、水、土壤等多种监测。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环保监测执法,并且主动造假。至于企业自己造假,就更是常见。一些企业监测设备安装在一个管道,而实际排放则是在另一个管道;有些企业安装了监测设备,却暗自做了手脚,对其系数进行修正。还有更让人吃惊的:2013年5月,江苏七家脱硫减排不力的电厂被通告处罚,这批受罚企业的一大罪状是,他们仅用一个针阀或者一个可变电阻,就躲开了一项耗资百亿打造的国家环境监管网络——全国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眼。

  这些行为,更多时候需要当地环保部门配合,比如被誉为“为环保而生”的著名环保厅长刘向东,在主政山西环保大局时,就倒在了和监测设备有关的利益输送上。

  这样做,一是为了逃避体制内惩罚,二是为了骗取相关费用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有强烈的环保造假动机呢?

  在环保部长陈吉宁还在清华大学做副校长时,很多省份已经在搞环保“一票否决”制,别的再行,环保不行,也不行。山西在2006年就提出,率先推出环境污染末位淘汰制;率先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工作实绩考核办法》,授予环保在创优评先、干部任用中的一票否决权。可以说,环保部门的造假动因正与此有关。

  对于这种体制内的环保压力,你很难评价它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好,这显然会“逼迫”一些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主动造假,环保部动不动约谈市长,市长回去怒火全撒给环保局长,环保局长半夜跑去塞棉纱;如果说不好,污染治理的责任谁来负?这背后涉及很微妙的政策平衡:我们愿意给治理污染多少时间?

  为了坐稳位子而造假,这属于“防卫性”动机,还有主动出击型。环保数据造假,并不一定都是调低数据,还可能调高数据,比如东莞市长安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长期在污水处理量上造假,通过调整数据骗取了2000多万污水处理费。

  “考核谁谁监测”,纯粹是与虎谋皮

  环境监测长期存在“考核谁谁监测”的规矩,如果环保是A官员的政绩,那么环保监测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责任到人”,但在一票否决的制度下,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改变环保监测数据造假严重之风,环保部在一些省市上收了国家监测事权,将空气、水、土壤的监测事权上收到中央本级。但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这次棉纱事件,西安长安区监测站就是环保部直管,为何依然没能避免造假?这是因为,虽然具体的监测事项由环保部督察,但日常行政上,西安长安区环保局长依然管得了长安监测站。这也就不难理解局长和站长为什么会沆瀣一气了。

  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关于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但目前看来,威慑力似乎不大。更多时候,监测单位一把手不会直接参与造假,但可能是授意、默许、纵容他人造假,对于这类情况,只要发现一次造假事件,监测单位一把手就应该免职,并且终身不得从事环境监测工作。

  与其让环保部上收监测事权,不如把这项业务交给市场,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公益组织负责。这样做,可以挤掉水分,山东省环保厅自己就曾揭露过家丑:过去,空气质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报,全省达到了95%。在实行购买社会第三方服务之后,该数据降低为66%,挤掉了29个百分点的水分。

  但是,交给第三方机构负责,不代表不要设立准入门槛。根据最新的消息,西安环保局对外称,涉嫌造假的监测站虽然是环保部直管,但平时由第三方运营。这就是典型的伪市场化,当地环保局可以插手的第三方叫什么第三方?

  《中国环境报》曾曝光了环境监测市场乱象,有的公司连最基本的实验室也没有,仅有一些快速的测试仪器就敢接任务。这是一个将近1000亿市场的大蛋糕,没有准入门槛和监管机制,它必然也会混乱不堪,比如,它会不会和其他行业的伪市场化一样,成了一个红顶中介横行的利益勾结场?

责任编辑:吕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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