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澳大利亚的先锋 白人女性为何视华工为理想丈夫

淘金热发生后,大量华人劳工被吸引至澳大利亚,在城市和乡村中从事着各行各业,不可避免地,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有了广泛甚至亲密的接触。白人女性勾勒出的华人男性形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是朝夕相处的亲密伴侣,是诚恳守信的买卖人,是兢兢业业的创业者……

  原标题:种族偏见下的爱情:华工如何成为白人姑娘的理想丈夫

  嫁给黄种人:是被蒙骗还是被歧视?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黄祸论对于华人,尤其是华人男性有诸多歪曲的描述。在极端种族主义论调中,华人被视为竞争者、入侵者,是低劣败坏的有色人种。这是白人男性,特别是中产阶级男性对于华人的普遍认识,但并不代表当时的白人女性的看法,因为她们是历史中的“失语者”。

开拓澳大利亚的先锋 白人女性为何视华工为理想丈夫

  当时,白人女性的地位自然是比华人高,但在白人男性的强势话语权下,她们也只是维持白人血统的生育工具,是被表达的客体。如果她们跟华人“厮混”在一起,她们就是“无知的爱尔兰女孩”,或者是“原本就堕落的妇人”。在白人男性的叙述中,白人女性天真无知甚至有些愚蠢,她们缺乏理性的判断力,在他们看来,与华人在一起不是女性正常的情感选择。他们偏狭地以为,这是她们是遭受了诱骗才会做出的选择,还视其为白人世界中的二等公民——爱尔兰裔,甚至是本来就品德不端、游手好闲的女子,仿佛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甘受华人的“蒙骗”。

  淘金热发生后,大量华人劳工被吸引至澳大利亚,在城市和乡村中从事着各行各业,不可避免地,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有了广泛甚至亲密的接触。二十世纪初以前,澳大利亚的华人聚集地并不是绝对封闭的,相似经济处境的黄人和白人是居住在一起的。唐人街作为华人聚集的场所也常常吸引到来此工作、购物、休闲的白人。有的白人主妇利用业余时间来这里教授华人英语赚些外块,也有些家境贫寒的白人妇女在比较富裕的华人家中做管家,打理日常事务。她们中有的人还与华人男性结为夫妻,只是由于种种障碍,其中一些人未能通过世俗与宗教的认可,只是生活中的事实伴侣。

  大部分与华人结成夫妻的白人女性都出身平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是和白人男性有过失败的婚姻经历,有的则是受到过家庭暴力或被丈夫抛弃,还有的因为失去生活来源而沦为妓女。这些白人妇女完全是自愿与华人生活在一起的,一方面这是可以解决生计温饱,另一方面也是寻求男性的保护,躲避来自原来婚姻关系的骚扰和纠缠。

  选择与华人男性结合的白人女性,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澳洲著名侨领梅光达的妻子玛格丽特·斯加利特、黄石的妻子艾梅莉·哈克尼。这些女性有的留下了自传,有些是其后代留下了回忆或相关记录。玛格丽特在1911年出版了传记《梅光达的一生》,其中有一段描写了她与梅光达的相识。

  1884年,在一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的玛格丽特认识了当时已经小有成就的梅光达,19岁的玛格丽特对梅光达一见钟情。尽管梅光达与玛格丽特一家的关系很好,但是女方家庭仍然反对这桩婚事,玛格丽特的父亲甚至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玛格丽特与梅光达生养了六个孩子,梅光达死后,玛格丽特还曾带着孩子来过中国,访问梅光达的故乡。在传记中玛格丽特写道:“他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丈夫,堪比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他甚至做得更好。”在这些并未囿于种族主义偏见的女性心中,中国男人是可以依靠的丈夫,是亲密的爱人。被质疑、被调查的跨种族婚姻

  然而,选择与华人生活在当时是难以被接受的。社会舆论将这些白人女性视为不道德的“堕落女人”,对于她们跨越种族“下嫁”给黄皮肤的华人,更是感到惊愕和气愤。

  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曾以《悉尼的中国人》为题,采访了一位白人女性,询问她为什么要嫁给开杂货铺的中国丈夫。“我曾经是一个不开心的妻子、是个奴隶。丈夫来自北方,是个残暴的流氓,总是打我。他死后,我选择了现在的丈夫,他拿我当‘女皇’一样对待,尽管他是异教徒,但这总比挨打强……他是个细心仁慈的丈夫。”尽管报纸以不无讽刺的口吻记录下受访者的回答,但仍可以从中读出白人妻子对于华人丈夫的认可。

  除了不被认同,白人殖民者还经常到访华人居住地,进行突然的夜间调查。这些夜访任务通常来自皇家委员会指派,他们常常选择华人回到家中休息,大概要开始一些“不道德”的娱乐休闲活动的时间进行调查,他们以为这个时间华人可能会赌博、抽鸦片。当然,和华人一起居住的白人妇女自然也成了被调查的对象。

  1891年在悉尼城内进行过一次调查,其初衷是要确认华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引诱白人妇女的说法是否成立,这次调查中有九位白人妇女的受访记录被保存了下来。从这些保留资料可以推测,被调查的女性曾对皇家委员会和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一位妇女起初拒绝调查,就是因为她听一位接受过访问的邻居说,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让人难堪。

  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匿名的女性从墨尔本独自来到悉尼谋生,通过在妇女教友之家的姐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委员会尤其关注她使用鸦片情况,提问诸如:每天使用多少鸦片?在哪里购买鸦片?怎样吸食鸦片?还有,吸食鸦片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等。调查还涉及其它的私人问题,比如,每天都干些什么?对丈夫是否衷心?与华人丈夫一起之前是否有过卖淫行为?尽管委员会的这些问题大多追究的是她家庭生活里的阴暗地带,但是她的回答却很明确。对于当下的生活和伴侣,她还是很满意的,她说,像她这样的妇女,通常都不必为生计担忧,可以住在舒适干净的房间里,“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也一直很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像欧洲人那样吃饭(不使用筷子),我不在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乡们吃中餐,他也很爱干净……嫁给中国男人比沿街叫卖要强许多,他可以给我一个家”。

  白人妇女面对委员会的调查情绪复杂,因为调查的氛围令其局促、尴尬,她们试图打破这种窘迫,言语上甚至有些激动,她们可能会在谈话中隐匿一些“不道德”的事实——她们想极力证明自己与华人男性结合的合法性以及她们生活的合理性。她们大多称自己的伴侣为丈夫,即使他们的婚姻并未通过法定程序。“我像普通的白人妇女一样生活,也像她们一样嫁人”,这是她们想强调的事实,以此否定外界对于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之间关系的歪曲认识。

  白人女性眼中的华人形象

  对处于底层的平民女性,特别是那些曾经有过不幸婚姻和生活经历的女性来说,她们选择华人男性作为自己伴侣有一定现实的考虑,另外,同样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相似的境遇让他们惺惺相惜。华人男性以“丈夫”的角色出现,给了她们所期冀的正常的婚姻生活。相较之下,中产阶级女性与华人男性的结合,似乎更多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烘托、反衬出这种浪漫爱情的,正是白人主流社会反华、厌华的情绪。

  1896年,一位白人医生的妻子玛格丽特·艾格顿在杂志上连载了半自传体小说《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妮在业余时间教授五个中国人英语,同时也跟他们学习中文。其中一位叫阿新的是个六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他做蔬菜买卖,八年来安妮一直是他的忠实顾客。当安妮在报纸上看到反华示威,要求提高中国人人头税的报道时,她立刻察觉到这些抗议的不公正。因此在第二天阿新来卖蔬菜的时候,安妮出于同情给他送了自己烤的蛋糕。学生中还有一位叫李斐的是个中医,一次安妮生病了,李斐来看望,给了她一些中药,安妮因此病愈。

  显然在小说主人公安妮和作者玛格丽特·艾格顿看来,中国蔬菜商的存在绝非生活中的威胁,华人挨户送货的方式对于家庭主妇来说是很方便实惠的。家庭主妇更关注日常的生活起居,和她们的白人丈夫不同,她们即使从丈夫的口中、从报纸上听到“肮脏”的华人抽大烟、赌博,“奸诈”的华人抢白人饭碗,诱骗无知白人少女等种种消息,没有亲眼见识到,这些消息似乎并不怎么影响她们对于身边华人男性的认识。白人妇女非但不会排斥,甚至更愿意从华人商贩那里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1890年,一位来澳大利亚度假的英国人对这里的白人妇女和中国人的关系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如果妇女有选举权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就不会有任何限制华人入境的做法。” 小说中安妮被中药治愈的情节多少有些虚构的成分,但这种浪漫主义,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倾向的东方主义情节,中国男性连同他们身上种种被主流社会鄙夷的标识反而被视为异域风情得到了女性的欣赏。而且,白人女性也已经认识到,华人对于澳大利亚进一步开拓的重要性。十九世纪末的女作家玛丽·冈德对“白澳政策”不以为然,她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苦力劳工,澳大利亚也不可能拓展。” 梅光达的妻子玛格丽特·斯加利特在传记中将丈夫称为开拓澳大利亚的“先锋”。

  诚然,白人女性并不是一个毫无差别的整体,不同阶层的个体之间家庭境遇、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大相径庭,与华人男性的交往经验也天差地别,但是她们勾勒出的华人男性形象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是朝夕相处的亲密伴侣,是诚恳守信的买卖人,是兢兢业业的创业者……虽然当时澳大利亚的白人女性在历史叙述中并不具有多少话语权,但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对立面,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责任编辑:逯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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