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看地图谈社会变迁:为何康熙后地图测绘日益退步

民间没有对精密地图的需求,下南洋经商靠闯,政府并不鼓励,没有中国主动出击的航海需求。经商是沿着古老的经商线与水道进行运输,看明末的三言两拍小说上,经商的家族基本上沿着父辈的足迹走。乾隆以后现代测绘法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消失了。

  原标题:我们不需要现代科技 乾隆以后中国地图为什么越来越退步?

  看民国的地图,掩卷沉思,从康熙到民国,数百年风云过去,起码从地图上说,中国社会真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经济到文化

  文/叶檀

  一 明末全球大贸易产生现代地图

  中国完整、现代的世界地图,应该产生于明万历年间。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传教士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宫,一是给献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上发条,二是献上世界地图。此时,距离麦哲伦完成环球旅行已经过去了80年,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欧洲人了解地球是圆形的,经纬线、子午线已经成形,对各大洲有相对准确的了解。

中国官员徐光启李之藻研究科技

  明代后期到康熙时期是传教士的黄金时代之一,也是中国与西方科技文化接触的鼎盛时期。当时正值中国通过瓷器、茶叶、丝绸等贸易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虽然贸易在每一朝都存在,但明末开始的白银时代显然与前朝不同,中国吸走了多半美洲新大陆与日本的白银,中国登上舞台中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角。

  万明先生在《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一文是指出,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并且通过白银货币化打通了全球贸易链条。否则,源源不断运往欧洲的丝绸与茶叶是没有办法有效交易的。

  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考察证明,十四世纪末,中国市场开始白银货币化,十六世纪初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这本来只有中国本土的意义,由于十六世纪全球化开端,日本、美洲白银矿产资源的发现、开采和进入全球贸易而呈现出了新的全球性的意涵。

  白银货币化是中外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关节点,一方面美洲白银经西班牙拥有的马尼拉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丝瓷商品远播全球;另一方面在中国一系列赋役改革之后,张居正改革的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迄今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见证了以白银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部分财政收入,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标志中国由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毫不奇怪,晚明是中国可怕而诱人的时代,一方面是饥饿到人吃人、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与屠杀,另一方面,当时的开放程度如今难以想像,不仅名妓董小宛可能穿上西方的新料子,晚明宫廷、官员中很多人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晚明最后几十年风雨飘摇,南明政权曾希望借助于天主教的力量,永历帝作为南明政权最后一个帝位继承人,派人去澳门搬兵求援也曾如此。

  1646年,澳葡政府发兵300人、携大炮数门前来助战,让南明收复了不少失地。为了感谢传教士,1648年永历帝家族皆入教,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50人,大员40人,太监无数。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接受了洗礼。而后求救一直持续到南明结束,当卜弥格携教皇复书返回抵交趾(安南)时已是1658年8月,南明政权已濒于瓦解,教皇的回信最终亦未能送到永历帝的手中。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有立足之地的时代,地图与全球知识对中国很大一批商人、知识分子产生了切身的利益攸关的重大影响。总有些好奇宝宝想知道,白银从哪儿来,磁器运到哪儿去。

  虽然明代的《坤舆万国全图》是否由传教士利玛窦刊发尚有争议,但传教士在传播科技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大炮、地图、几何学、天文学、透视画法等等,无不与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官员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既成为天主教徒,同时也是西方科技的积极传播者,他们比林则徐睁眼看世界要早200多年,亲身加入科技的研究与传播中。

  ▲徐光启与利玛窦

  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抵达澳门,以后在肇庆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先后刻印了西文、中文版《山海舆地全图》,这被认为是《坤舆万国全图》的前身,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李之藻出版。当时有N多个版本的地图,这一版本最受人重视。

  当时欧洲最为精确的地图是1570年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利玛窦带来的这幅地图似乎更近一步,有将近一半的地名是奥特里乌斯地图所没有的——这幅地图并不是对欧洲世界地图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了中西最先进的地理研究成果,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世界地图。

  这有点奇怪,因为以当时的测量技术来看,出现这样精确及详细的地图显得不太科学,我们只能说,传教士融合中西方文化,在游历过程中将地图发展到极致。

  李之藻这位明朝中层官员,跟徐光启一样尊崇科技,是历法与地理专家,30岁时(1585)作《中国十五省地图》,后来在利玛窦那儿见到《世界全图》,又翻译刻制了《万国地图》屏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利玛窦同译《浑盖通宪图说》2卷,次年(1608)又译成《圜容较义》1卷。

  跟多数地图一样,中国人难以接受“中央之国”的中国在地图边上,利玛窦将子午线从地图的中央向西移动了170度,就把中国从地图东面边上移到了地图的最中间,使得中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正中间。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上说,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

  从当时的世界地图看,通过不同的设定,很多国家都称心地把自己放在地图正中间,这可以说是常态。

  虽然明末进入白银大时代,但中国并没有跟随西方的步伐进入航海大时代,基本上是西方冒险家们进行的物流运输,把中国货物、美洲黄金、东南亚香料运回欧洲,把白银和货物运到中国,而中国总体而言,依然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除东南部少数沿海地区外,其他地方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郑和下西洋是原因不明的空前壮举,此后突然断裂。

  明末没有产生文艺复兴,因为没有必要,也没有环境。

  到清朝初年乾隆编订四库全书删削图书、一统意识形态之前,尤其在康熙朝,科技作为奇技淫巧的一部分,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就像康熙喜欢天文、算术、葡萄酒一样,科技没死,测绘也没死。

  二 康熙帝的现代地图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康熙集全国之力所绘制的现代地图。

  舆地一直是中国古籍中的重要部分,无论任何时代,农业、水利工程与军事,都需要地图。一直以来,为了农业稳定进行黄河的治理,都是各朝治理中的重要部分。胡适研究的《水经注》,也可以被看作古代舆地的一部分。但具有现代经纬线意义的、皇家主导的地图,这是第一份。

  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下令各省官员,绘制本省地图送兵部备览,特别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国进行有关边境问题谈判,签订的条约就是著名的《尼布楚条约》,担任谈判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向康熙皇帝进呈了一幅亚洲地图,并指图说明中国的东北地区部分,因地理资料缺乏无法绘制,图上呈现空白状态。即使从土地、军事这一角度,也会使康熙皇帝更加认识到测绘新的全国地图的必要。

  当时正处于改朝换代的敏感期,争斗层出不穷,来华的传教士希望在业已稳定的中国占据一席之地,大批传教士精英来华,不断带来西方新的天文数学、地理测绘等知识,并进呈多幅世界地图。这些传教士必须在天文历法地理工程等各方面一展所长,折服皇帝和官员,当时被选拔来的传教士不少是这方面的精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康熙下令编绘,决定任用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采取西方经纬度测绘法,绘制全国舆图。采用的经纬线都是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Projection),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400000—1:1500000的比例尺绘制。

  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东至东经30度,西至西经40度,以纬度5度为一排,南北共分为八排,图上记注的地名、河流名等,内地用汉文,关外用满文。

  在当时就进行了全国测绘,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余处,多处使用三角测量法,并使用少数的天文测量法。

  实际测量范围先从长城测起,然后是北直隶,再测满洲以及其他各省,西藏地区则由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测量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测绘,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除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外,基本完成各省测量,由于蒙古准噶尔汗国尚未归属清朝,当时新疆一带未能详绘,直至乾隆帝两次遣专人详查之后方得以补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杜德美主持编绘成总图,取名“皇舆全览图”进呈康熙,绘成此图前后十年以上。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清朝中叶至中华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

  真正从心里热爱这些“奇技淫巧”的是康熙这位皇帝。他不仅热爱代数、葡萄酒、天文、葡萄酒,还集全国之力运用当时的现代手法绘制全国地图。

  到雍正朝已经发生变化,更多出于军事目的。雍正朝《皇舆十排全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凡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均贴黄签以汉文注记驻扎官兵人数。这更像一幅军事地图,是打仗用的。

  乾隆朝测绘《皇舆十三排全图》,但绘制的意义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有相当大的差别。与康熙图一样,采用经纬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图中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13排,又被称为“乾隆十三排图”。《乾隆十三排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域图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反映哈密以西地区的测绘成果而绘制的,完成的时间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公元1760—1762年)。

  三 地图测绘日益退步

  地图测绘的现代手法没有能够保持,据葛剑雄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的描述,康熙年间的全国测绘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退步的迹象。测绘人员本来已经提出了在东西边疆通过对日食的观察来测定经度,以便进一步提高地图的精确度,但没有获得康熙的批准。这固然出于康熙本人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出这样一次重要的测绘主要是出于康熙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并没有在当时的高级官员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观念,更没有普及到知识界。

  测绘人员如同造长城的工匠一样,受到怠慢。随同传教士到各地测绘的中国人员除个别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连姓名已无法查考,更没有必要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主要只能依靠当年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的记录。

  乾隆时负责测绘的何国宗、明安图等人虽也学习了一定的测绘知识,但显然没有深入研究,测绘完成之后,既没有进行总结,也没有将技术和经验传授下去。随着测绘的结束,人员解散,器材流失,从此再无活动了。这是为了满足皇家的军事目的、统治目的甚至个人喜欢进行的一次大范围活动,不算是全国政治、经济与科技界的大事。

  康熙了解西方测绘方法的先进性,想绘成全国地图,主要是为军事与工程,绝没有想到要在中国学习或推广这项技术,更没有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提高的计划。

  这就像康熙自己在深宫作练习题,他本能地不想让这样手段流传到民间,舆地与历法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也是皇上家维持神秘与尊严的重要工具。

  更让人遗憾的是,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测绘制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却没有能发挥它们本该起的作用。当它们被献给皇帝以后,基本上与尘世绝缘了,以至不知所终,“养在深闺”就给养死了。

  铜版、木版印刷的地图数量极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王公贵族和大臣才有幸获得赏赐,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懂得这套地图的价值,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清代学者齐召南有机会看到了康熙时测绘的地图,以图上的河流为依据写成名著《水道提纲》,因所记述的内容准确而备受赞誉。可惜的是,像齐召南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很少有人对于地理、地质、天文,具有齐召南这样的天赋和机缘。

  民间也没有对精密地图的需求,下南洋经商靠闯,政府并不鼓励,没有中国主动出击的航海需求。经商是沿着古老的经商线与水道进行运输,看明末的三言两拍小说上,经商的家族基本上沿着父辈的足迹走,做太湖的茶叶就做太湖的茶叶,做云南的茶叶也是如此。

  在农村的土地交易不需要经纬线,直到改革开放的包产到户,农村不正规的地契依然没有经纬图,隔一些年就重分一次,产权制度缺失与工程的非市场化、非专业化,都让地图成为奢侈品,所以,到了晚清,地图又是方格棋盘状的,像画图一样,根本缺乏经纬线的概念。

  乾隆以后现代测绘法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消失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由刘统勋、何国宗负责测绘编成的《西域图志》交到军机处方略馆后,乾隆另派一批官员编修,这些没有受过现代知识培训的官员,走上了中国地理图志的老路,经过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的《皇舆西域图志》中,地图上的经纬度被取消了。民间编绘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无不如此,甚至连比例尺也不重视了。

  至于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中的地图,基本还是“计里画方”的旧法,或者依然使用山水画形式画的简单示意图。正因为如此,100多年间的地图测绘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这也许就是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他们所用的地图。

  四 天文地理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既然官方保密,民间又没有太大的需要,天文地理在更多的时代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早在崇祯末年、康熙初年,围绕着历法,就产生了人头落地、你死我活的斗争。在传统社会中,制订历法是“上与天通”的最高的意识形态,皇室绝不能假手于不信任之人。

  杨光先与汤若望的历法之争,作为传教士的汤若望,如果不是每次都能测量准确,不知道人头落地几次了。

  从崇祯二年到明亡前一年(1629-1643),以传教士汤若望与杨天先为首的新旧两派以测验日食、月食、水木星运动进行的多次较量,总是有西方传教士参与和支持的改革派一方获胜。崇祯帝终于批准了历法改革。新历法没来得及颁行,明朝灭亡。

  清朝定都北京后,汤若望等人投靠清廷,在钦天监供职。钦天监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汤若望等人把明末历法改革的成果加以改造,编成一部新的历书,并由摄政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历》,决定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颁行天下。

  但杨天先再次上书,以《辟邪论》、《辟谬论》反对利用西方传教士改革历法,在康熙三年(1664)七月,以《请诛邪教疏》攻击明人徐光启借鉴西方科学是“贪其奇巧器物”,“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说传教士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

  杨天先从来都是把新派人物置于死地的做法,他还特别为已颁行的新历书罗列两大骇人听闻的罪状:一是新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公然承认大清国是奉西洋正朔;二是大清皇帝的统治应该是千秋万代,而《时宪历》只编了二百年,这是暗指清朝短祚,国运不长。这相当于谋逆大罪,可以死一百次。

  鳌拜与孝庄太后的斗法,李祖白等人均被处死。从此,废除新历,恢复“大统书”,反对新历的发难人物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旋又命为监正。最后由于太后保护,汤若望侥幸免于一死(次年死于狱中)。

  糟糕的是,杨光先执掌钦天监后,又以该监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之弟吴明煊为监副。两人以“大统书”治历,结果是节气不应,错误屡出。

  康熙亲政后,罢黜了杨光先,并没有听从南怀仁等人的建议处死杨光先,而是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虽然此时康熙仍然是少年,却在传统教义与现代历法间走了一条平衡术。

  康熙八年(1669)五月,鳌拜集团倒台,七月,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呈请礼部向康熙控告杨光先、吴明煊等人“依附鳌拜”,“诡随狐假,罔上陷良”,骂杨光先是“恶棍”,要求将杨“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并要求为已死的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当时,议政王会议准备批准南怀仁等人的要求。康熙经过认真思考,批准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但不同意把杨光先处死。他认为,杨光先虽然阻挠新历推行,攻击过传教士,但他并不是鳌拜的党羽,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康熙决定宽大处理此事:“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对吴明煊的处理更是 “姑从宽免,仍留原任。以后着更改前非,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

  康熙有着帝王的直觉,他既牢牢地把握着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孝道文化,又把现代科技当作深宫中最好的玩艺儿,一直把玩着。在需要的时候,尽可能让农历准确,提升农业耕作的精准性。

  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不明智地牵扯到后宫残酷的继位斗争中。雍正之弟、康熙的第八子于康熙朝未年谋立之事发,牵扯到耶稣会士及皇室中的叔伯兄弟、奉教的苏努及其家族。雍正帝下令严厉禁教,并迁怒于教廷使臣麦康乐的到来。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圆明园召见马盖朗等耶稣会士,大骂天主教,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相提并论,并发布上谕,立行禁教。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教高潮。教禁使康熙末年已经皈依天主教的30万中国人藏身无处,外国教士也尽行驱逐于澳门:或困居于广州教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

  到乾隆朝,基本上到了意识形态一统江湖的时代,通过《编订四库全书》,删除了所有不利于清朝的言论,与其说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如说是另一种焚书坑儒的工程。正是在乾隆朝,清朝已经由盛极而衰,乾隆绝不可能让奇技淫巧占据大众的头脑。

  此时,清皇室已经通过禁海、十三行等举措,获得贸易垄断权,根本不觉得有睁眼看世界的必要,地图更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乾隆满足于当他的十全老人,著名的英国使团下跪风波就发生于此时。

  中国社会又回到了稳定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无论是大炮、望远镜还是地图,也就止步不前了,什么样的经济、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当时的中国不需要。事实上,缺少了忠孝文化,缺少了士绅统治,清朝的统治是维系不下去的,这是一个统一体。

  现代地图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单独前行。

  五 现代地图在战争下卷土重来

  现代地图卷土重来,应在洋务运动时期,尤其是在大修铁路阶段,没有勘探,不可能有铁路。

  在乾隆之后,当时的中国再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生士(William Barclay Parsons,1859-1932)曾受美国合兴公司之托,1898年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为勘测粤汉铁路线来到湖南。他享受的是布政使(副省长)的待遇,衙役扛着回避的木牌,穿梭于湖南的大村小镇。当然,他随身带着他的照相机,纪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现在,柏生士有本书还在出售,就叫《晚清湖北湖南广东勘测铁路见闻录》。

  从李鸿章到张之洞,总算连接上了康熙时代科技的一脉生机。

  1934年,中国第一部现代地图集正式出版,由当时的一流专家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10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

  图集包括序图、普通地图和城市地图三个系列,附地名索引36000余条,共180页。序图七幅:全国政区图、地文(自然地理)图、交通图、气象图、语言分区图、矿产分布图和农产品分布图,均采用亚尔勃斯投影(即等面积投影)。普通地图44幅,分地文和人文两组,每组22幅,按经纬线分幅。东部比例尺为1:2000000,西部比例尺为1:5000000,均采用多圆锥投影。城市图两幅,由南京、上海、北平等61个城市小图组成,比例尺均为1:100000。

  该图集的缩编本为《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8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共有地图31幅,包括序图和分省图两个系列。序图7幅,为政区、地形、交通、矿产分布、气候、城市和农户分布、语言区域;普通分省图24幅。附地名索引68页。出版后倍受欢迎,到1939年已出第四版,质量不断有所提高。1948年,经曾世英和方俊修订,出版第五版,发行量达20万册。

  该图集利用了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收藏的国内外编制和出版的各类中国地图7700余幅。对各种实测地图一一进行鉴别,收集了1000多处经纬点和高程的观测记录,订正了旧图上很多方位和高程的错误。在中国制图学史上首次采用分层设色法,最早科学地反映了中国三大阶梯地势的特点,完全摒弃了传统地图上的“龙脉”表示法。

  该图集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外出版的、基本上以本图集为蓝本或受其影响的中国地图有40余种。

  看民国的地图,掩卷沉思,从康熙到民国,数百年风云过去,起码从地图上说,中国社会真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经济到文化。

责任编辑:赵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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