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妇杀四子因贫穷 中国式自杀不该归咎于个体

甘肃农妇杀4子自杀,一家六口相继身亡案件近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件惨剧被一度解读为是因为“贫穷”。我国农村中的自杀,大部分是“委屈”造成的,大致划分为家庭这个微观的权力秩序中的过于较真的“撒娇”和“委屈”,以及公共领域中的“冤枉”。

  原标题:不能仅归咎于个体因素的中国式自杀

  甘肃一家六口相继身亡事件引起举国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家的惨剧?贫困、绝望、低保、性格等等,都成为媒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真正的原因,早已随着这一家人的离世而堙没于尘土,没有真正探寻的可能。

甘肃农妇杀4子自杀

  但自杀作为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通过追溯这些研究,或许能够给那些不断发生的悲剧,寻求一些解释和解决的思路。

  早在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写了社会学上著名的《自杀论》,在本书中,涂尔干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别:利己型的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他认为这类人以极度的自我为中心,这类人不试图与他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反而是意图让环境来服务于他)、利他型的自杀(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失范型的自杀(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个人丧失社会归属感或不再相信参与社会的意义)和宿命型自杀(宿命性自杀指个人因种种原因,受外界过分控制及指挥,感到命运完全非自己可以控制时而自杀)。

  除了这个分类,涂尔干还想传递的是,自杀虽然看上去是完全属于个人意志的行为,但它也是社会的产物,即被社会事实所决定,个人无法摆脱社会的力量,所以在探讨自杀的原因时,应该将自杀者在社会环境中所承受的压力也纳入评估,因为个人的自杀行为和社会环境及个人处境是息息相关的。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还发现十分有中国特色的一点:出乎世界医学界的意料,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的国家(高出16%左右——在费立鹏的《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一文中该数据为25%)。现代的数据也在不断重复证明,中国自杀者超过一半的是妇女,而大多数西方自杀者是男性。

  涂尔干之后,无数的社会学家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学者中,有几本书也有着深入的探索,北大的吴飞所著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和《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分析。

  吴飞将农村自杀的原因大致划分为家庭这个微观的权力秩序中的过于较真的“撒娇”和“委屈”,以及公共领域中的“冤枉”。我们发现,农村中的自杀,大部分是“委屈”造成的。以农村中女性自杀为例,遭到丈夫或公婆的恶劣对待,或言语侮辱,常常能令她们“一气之下”自杀,吴飞称为“赌气”。许多人甚至死者的亲友、近邻都往往表示不能理解,可是一旦在面临相同处境时,这些人或许又会同样选择自杀这种应对方式。所以吴飞认为,中国自杀问题的解决既要立足于家庭,也不能抛开国家与公共社会,“对于中国的自杀,特别是那些过渡为公共政治的自杀问题,国家不能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仅仅平息冲突、维护安全,还要肩负起一定的责任。”

  另外一本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书中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自杀者身边人的调查采访还原了一个个真实的悲剧,刘燕舞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已经成为中国自杀最严重的群体,甚至很多时候自杀的背后是习以为常的犯罪。这里转载书中的一个案例:在湖北应城舒村,有一位70多岁的陈姓老人因为生病,子女既不给其医治,又害怕其死在2009年的春节,从而给家庭带来不吉利,于是,他们在农历12月24便开始给老头断食断水,老人在起初还清醒的时候将撒在床上的大便气愤地朝窗户和门上扔,以示愤怒,最后硬是撑到2009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才断气。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自杀者中,有一半以上是吞食灭鼠药或杀虫剂死的,三分之一的中国自杀者从未上过学,而死前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在个人层面主因是生活压力大、精神压抑以及生活质量低等等,而在社会层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血缘关系等开始让位于精于计算的现代市场社会关系,农村老人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抛弃者,当子女媳妇撒手不管,相关保障也欠缺时,在绝望中选择自杀无疑成为一种解脱。

  因此刘燕舞预测,在未来的中国,以老年人为主体的自杀潮很可能将蔓延至全国。他认为,当诸如建房、养子、教育、结婚等一类高消费作为重担压在普通农民身上时,作为市场社会中的弱者,他们亦有可能迫不得已地将之转嫁给更弱者,如他们业已失能且无法创造经济利益的年迈父母,对于最底层的失能老人来说,他们唯有以自杀来承接子代转嫁给他们的社会压力。

  老年人和妇女,尤其农村中的这两个群体,在个人和社会双重的分裂拉锯下,最容易被上述的原因侵扰,而甘肃一家六口身亡事件的主角,或许也带有部分特征。

  刚刚过去的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这似乎是一个没有引发太多关注的日子,正如一个个在媒体视线之外自杀的生命,悄无声息地就逝去了。但正如长期从事自杀研究的加拿大医生费立鹏(2002年他在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自杀率:1995-1999》,让全世界震惊于中国的自杀问题)提出的一个说法:“Suicide:One is too many!”(“自杀:一个都太多!”),对于自杀问题,不应该随着某个个案才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从个人心理、社会干预到公共政策等方面来将此作为重要的议程,让自杀不再成为一根卡在全社会咽喉的痛苦鱼刺。

责任编辑:赵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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