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玉魏则西雷洋刘伶俐 4个年轻人的死与人性的恶

每天都有人死去。但是有这几个人的去世却引起人们关注:徐玉玉、魏则西、雷洋、刘伶俐。2016年,有4个年轻人的死被舆论关注并终将被舆论遗忘。他们分别死在18岁,22岁,29岁,32岁,两男两女,他们互不相干,又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他们的死与人性的恶有多大关系?

  原标题:4个死在2016的年轻人…

  每天都有人死去。

  2016年8月21日,山东临沂,18岁的姑娘徐玉玉,死在了医院里。本来,9月1日,她将到南京邮电大学报道,成为一名大学生。

  她的死因比较特殊。

  徐玉玉的家境比较贫寒,拿到大学通知书后,8000元的学费成了家里的一个巨大负担。8月18日,在向亲戚借了一部分之后,父亲徐连彬终于凑够了1万元,并打到了学校指定的银行卡,等着学校划转学费。

徐玉玉魏则西雷洋刘伶俐 4个年轻人的死与人性的恶

  第二天,骗子的电话打来了。不设防的徐玉玉,按骗子的“指示”将9900元转到了指定账户。就这样,好不容凑来的学费瞬间丢了。她先是大哭,然后拉着父亲去派出所报了案。

  走出派出所,坐上父亲的三轮车几分钟后,她被父亲发现“身体发软”了。然后,她被送到了医院,然后,21日那天死在了医院。

  22日,徐玉玉已经收拾好的去大学报到的行囊,陪着她一起被带到了火葬场。

  每个人,距离火葬场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徐玉玉的离去让人太难以接受。贫家的孩子,努力学习,即将进入大学,开始改变命运的人生旅途,却因为不小心丢掉了这场旅途的“车票”而被这个世界“淘汰”,这无法让人不同情。

  贫穷从来不值得美化。一个悲伤的事情,往往会引发一个更悲伤的事情。假如徐玉玉家不是生在贫穷到令人悲伤的家庭,失去9900元就不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事情,也就不会引发因为“丢了钱”而又“丢了命”的悲剧。

  当此之际,很多人在谴责骗子丧尽天良。但我觉得这样的谴责意义不大,骗子在决定骗人的那一刻,就不再考虑“良知”。倒是,徐玉玉的信息能够被精准地掌握,说明骗局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精密的链条。链条上,一系列的帮凶,联手编织了这个社会凶险的一面。即便抓到链条上的所有人,也不会有一个人为徐玉玉“偿命”——似乎,怪只怪,18岁的孩子,对社会的凶险太不了解。

  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面对一系列凶险的过程。

  相对于徐玉玉,魏则西遭遇凶险的时间略晚一些。他遭遇不幸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学生。

  魏则西死于2016年4月12日,在此之前,他患上了一种绝症。通过网络搜索,他进入了一家医院,并发现这家医院曾经被央视“正面报道”。医生称有来自斯坦福的先进技术可以治愈魏则西的病,然后,魏家在这家医院花费了20多万元。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魏则西没有被治愈,他在知乎上表达了他体会到了“人性最大的恶”。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癌症患者,在死亡之前,被莆田系医院“补上一刀”,也是一个悲剧引发另一个悲剧的故事。

  魏则西比徐玉玉大4岁,他比徐玉玉多过了几年大学时光。他的大学时光,尽管伴随着病痛,但他还是应该比徐玉玉曾经多了一些梦想。

  如果没有患病,今年夏天,魏则西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开始独自闯荡社会。

  魏则西没机会闯荡的社会,雷 洋替他闯荡了。雷 洋比徐玉玉和魏则西都幸运,看他的履历,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底层孩子的完美奋斗历程。

  2005年,雷 洋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年他18岁,是徐玉玉今年的年龄。他没有遭遇骗子,顺利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7年。

  2012年,也就是魏则西考上大学的那一年,雷 洋 这个来自湖南澧县的年轻人从中国人民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在家人眼里,在亲朋眼里,他一定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孩子,也一定是一个“成功者”。

  他一切顺利,留在北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几乎已经就要攀登到精英阶层了。但如今看来,这所谓的成功的人生攀登,像是一个梦幻。

  2016年5月7日晚,雷 洋的“攀登”戛然而止。29岁的他,意外地遭遇了一场凶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死在了北京。他的死引发了舆论巨大的关注,但你知道,无论多么大的舆论,都会被新的舆论覆盖和冲淡。

  2016年8月14日,32岁的刘伶利不幸因病去世,也掀起了一波舆论。这个32岁的年轻人,出身于贫寒之家,之前也是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成了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的一名教师。

  但癌症让她与魏则西一样,体会到了“人性最大的恶”。她不仅没有得到学校应有的关怀,反而因为生病“旷工”,被学校开除。尽管法院认定开除无效,要求学校恢复刘伶利的劳动关系,但学校拒不执行。

  签发“开除决定”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的院长陈玲,当然也暴露出了“人性最大的恶”。对她的口诛笔伐,自然是纷至沓来。在舆论的压力而不是法律的威慑之下,学校与已经死去的刘伶利恢复了劳动关系,并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尽管已有人把“教育家”陈玲的真面目挖掘清楚,但我还是不愿意把这个故事的症结归结于她是一个恶人。人性的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和潜意识里。一旦有机会作恶,很多人可能都把持不住,关键要看作恶的成本又多大。陈玲之前一定相信,做一个恶人的收益更大,所以不仅藐视刘伶利,而且藐视法律。

  如果法院已经判了恢复劳动关系,学校拒不执行也不受什么惩罚,谈人性有多么恶,不如谈法律有多么儿戏;在法律是废纸的时候,我愿意“原谅”陈玲的恶劣。如果医院骗绝症患者的钱在这个社会上一路绿灯,你去谴责医院良心大大地坏其实就是扯淡;在“在位者”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的时候,我愿意“原谅”莆田系。如果一个人被认为嫖娼就可以任意地殴打,那么给我这样恶权力我估计也把持不住作恶;当暴力不被有效约束的时候,我只能试着“理解”暴力。

  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在“这么个情况”下,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既然如此,谴责人性的恶几乎等同于什么也没有谴责。

  每天都有人死去,明天也不会例外。

  2016年,有4个年轻人的死被舆论关注并终将被舆论遗忘。他们分别死在18岁,22岁,29岁,32岁,两男两女,他们互不相干,又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

  显然,我应该留一个“光明”的结尾:此刻,能够静静地读这4个年轻人的故事,说明你还是“幸存者”——你应该为此庆幸,并自我安慰这就是幸福,从而把每一天当成“美好的一天”认真对待。

责任编辑:杨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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